最近奈飞的新剧《百年孤独》上线,借此又重温了这本书。

说起魔幻现实主义,我们动不动就联想起拉丁美洲。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乌鸦嫌老鸹黑,一点儿不照镜子的。

中国土地上的魔幻现实,一点不逊于拉美。

我们就从拉美的百年孤独讲起,也聊聊中国的百年寂寞。

从文学性来讲,《百年孤独》当然是开风气之先河。但从思想性层面来讲,深度还是差点意思。当然这可能是我对任何沾染共产主义气息的东西、对任何同情共产主义的作家都无好感的一己偏见。鲁迅如此,马尔克斯如此。这些都是些看上去文字牛逼,但是缺乏真正洞见,能感觉到问题但却戳不到真正病根的二流作家。比起陀斯妥耶夫斯基这种从社会主义思潮初起就痛加批判的真正超越时代慧眼如炬的思想者,中间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我就举一点为例,书中的香蕉共和国频频被一些人拿出来证明美帝国主义或者资本如何在其他国家作恶多端。但是你细究起来,开枪射杀三千工人并抛尸大海的直接凶手就是当地政府。我们自然可以强说资本是背后的始作俑者,但这事本身其实从侧面反映出马孔多的本来面目远非作者所写的那样纯真无邪全是被资本败坏,其蛮荒和草菅人命就是其本来的文化基因。当地政府为自己管辖下的人命开出低廉的价码,当中间商赚差价,然后跨国资本为此下了单,最终结果是成本更低的罢工解决方案—屠杀。所以,你跟我讲,这里面到底谁的锅更重?

你可以推说开枪屠杀的都是臭外地人干的,王德彪和硬盘们,俺们马孔多的都是好人。但是这种说法相当无力,整个社会观念的水位摆在那里,偏你能独善其身?换你马孔多人到外地当丘八,你也一样开枪杀人不含糊。这从后来上校的私人卫队夷平冒犯上校的寡妇一家可以佐证。

书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场大屠杀,三千工人被屠杀然后装上火车抛尸大海。然后唯一幸存的幽灵何塞回头去问周围人时,大家却都不记得这件事,好像屠杀从未发生过一样。你知道吗?这种魔幻现实何其似曾相识。今年六月初的几天很多互联网平台禁止发消息换头像,然后就有年轻人发问:这么做是因为高考吗?

逝者已矣,而沉甸甸的负担是留给那些不能忘却的活着的人。所以年纪越长也就越发更能理解和尊重晓波先生在六四以后的人生选择。

书里的人物最让我代入和反思的当然是上校。除却类似的INTJ性格,还有类似的政治抱负。书里上校揭竿而起最初的原因是目睹保守派政府选举舞弊,以及军管当局当街活活打死一位被疯狗咬伤的女人。因着这种正义感的冲动而向保守派政府宣战,经过二十年的战争,最终自己也成了冷血无情的暴君。

你那么憎恨那些人,跟他们斗了那么久,最终却变得和他们一样,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

—马尔克斯

我又为什么要去当反贼呢?往小了说,是我个人对特权的痛恨。往大了说,则是见不得这个国家人为设计的制度性不公。当我跟外国朋友讲中国历史的朝代循环时,希腊朋友问我最近的王朝是哪个时,我只能告诉他,中国仍处在王朝统治之下。除了名号打着共产主义的大旗以外,现实的统治逻辑和历朝历代没有任何区别,五百个家族统治着中国。国家一半以上的财富控制在千分之二也就是三百万左右的人手中。中国有14亿人口,但80%的医疗资源是花在八百万左右的老干部身上。(宏观)税负水平全世界前列,却不承担相对应的公共责任。聪明人岁月静好,普通人无知无觉,却要些理想主义的傻子们忧心国家。

上校前前后后打了三十多场仗,最后却没有留下任何政治遗产,什么也没有能改变。看着上校二十年无谓的奋斗,让我不禁在想,或许真正的战场是在军旅之外的,那些真正能让我们跳出历史循环的解法并不在枪杆之间,而是在纸笔之上,在人们的心里。有个老逼养的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无数后来的傻逼就把这奉为真理。但是你去看看中国百年来折腾了个寂寞这件事实,就知道枪杆子什么也没改变,没有以任何好的方式来改变。如今的政权仍是过去二千年秦制的延续。而共产党政权的稳定性甚至还不如君主制,每到接班时刻就是政权动荡之时。

中国革命的第一目标是建立起宪政。这必然是要伴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分裂或者倒台。这件事什么时间发生,完全无法预料。可能像许多威权政权一样一夕分崩,也可能要经历漫长的寒冬。我倾向于后者,原因是民族历史文化里的互不信任、缺少协商妥协和守约,博弈将是零和的殊死的。

不禁又想起杨小凯先生说过的话,中国最好还是不要有革命,能像英国一样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最好。人们总希望急切地成功,可最终的结果却是欲速则不达。急切推动变革的后遗症太多。就好像晚年的孙中山一样不走英美的正路却去效仿苏俄一样。给国家带来的是共产主义的幽灵和深重的灾难。最终的解决之道仍将在于教育的推动,在于民众思想水位的提升。这样做虽然见效慢,以漫长的年代计,但却是稳固而后遗症最少的路。

『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似容易,实则不通。』

—福泽谕吉

而教育的改变,其根本则又首推哲学的改变。读的思想史多了以后,现在再去看就发觉,中国的儒家文化自其诞生之初就被希腊哲学远远地甩在身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穿越两千年后仍熠熠生辉。而孔子老子这些人,相比之下就是一些聪明一点但不多的老头。

尤其是读思想史看到下面这段时,让我击节赞叹。

有限民主是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政体。国家由法律治理,是一种"混合政体":数量上遵循民主原则,质量上遵循贵族制原则。政治以法律为基础,使每个人都能自由,使许多公民能够发言。中产阶级应该拥有最多权力——既不富也不贫。政府成员足够多以获得广泛的人民支持,但足够少以确保城邦内的基本透明度。这种政体在公众意见和理性统治之间达到了最佳平衡。最重要的是,这是最可行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摘自《西方思想史》

时代相近的两个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让世界两千年的政治体制发展都没有超出它发现的这个规律。而同时代的孔子还在讲求复兴周礼,这即便在当时就已经老掉牙了。而中国两千年的文化就都在这从一出生就不怎么先进的基础上缝缝补补裹足不前。这也是中国社会组织形式两千年来没有什么根本变化的深层原因。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没有历史,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

和拉美一样,中国要想真正改变,跳出百年孤独的命运循环,其根本是哲学的改变。社会革命首先是观念的革命,在于人们如何去看待那些重要的问题,以什么样的视角去面对世界,以怎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人,以什么样的身份想象去构建共同体。这些东西虽然看上去是虚的,但却比什么都真实。而那些唯物主义者们口中所谓决定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虽然看得见摸得着,二十年来为中国带来了可见的繁荣,但却既没有影响到上层的建筑,也丝毫没有填补人精神上的虚无,最终白忙一场,凭运气赚来的东西凭实力失去。